全球今熱點:書目答問名詞解釋
2022-09-22 11:27:15 來源:互聯網
《書目答問》在今天一般被視為目錄學著作,其學術文化價值早已獲得公認,自不待言。但是,《書目答問》的編撰與晚清書院教育關系密切,如果忽視或脫離書院教育的背景來談《書目答問》,往往會出現一些認識上的偏差,甚至是學術上的盲點。本文嘗試將《書目答問》還原到當時書院教育的脈絡中,重新審視其編撰意圖,并綜合多種書院相關的材料,對長期聚訟不止的《書目答問》作者公案,提出新的解釋。張之洞喜歡辦學,生平最得意者,“任湖北學政時,捐廉創立‘經心書院’;任四川學政時,與督部吳勤忠公商,籌立‘尊經書院’。皆選調高材生肄業其中,親定課程,成就人才不可勝計。任晉撫時,創立‘令德堂’,皆課通經學古之學,不習時文”。可見,創辦四川省城尊經書院,是張之洞辦學的得意之筆。同治十二年(1873)六月,張之洞奉旨充四川鄉試副考官,同年十月,奉旨簡放四川學政。據川督趙爾巽《已故大學士興學育材成效卓著,請宣付史館折》引用川籍紳士伍肇齡等人的評價,張之洞創辦尊經書院的功績可歸納為五條:會商總督、延聘名儒、手訂章程、擴大庋藏、開設書局。
【資料圖】
其中,第三條“手訂章程”是指“院內章程及讀書治經之法,皆該大學士手訂,條教精密,略如詁經精舍、學海堂規模。”此處有三個要點值得引起注意:
第一,所謂“院內章程”,今已不得見,所存者僅《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》一篇,相當于學規,張之洞《致譚叔裕》已明言:“章程有稿存案,《書院記》即學規。”《尊經書院記》既是學規,同時也是《輶軒語》和《書目答問》的精華本,因為張之洞在《記》中明言:“使者所撰《輶軒語》《書目答問》言之矣。猶恐其繁,更約言之。”
第二,“讀書治經之法”,即張之洞為尊經書院的院生們編寫的《輶軒語》和《書目答問》。光緒二年(1876)尊經書院所刻的《書目答問》原本就是與《輶軒語》合刊的,說明這兩本書在內容上存在某種關聯,否則沒必要合在一起。《輶軒語》,“本名《發落語》,或病其質,因取揚子云書《輶軒使者絕代語》釋之,義謂與蜀使者有合,命曰《輶軒語》”。由此可知,“輶軒語”乃“發落語”的雅號。“發落”原是處理、處置的意思,對于學政而言,“發落”卻是一種特定的職務,指對生員進行考核、錄取、獎懲等工作。《欽定學政全書》卷十九對“發落”有詳細的規定。按規定,考試發榜以后,生員必須親自到場接受賞罰,此時,學政要對各等生員進行一番申斥、告誡或勸勉,這些話就稱為“發落語”。《輶軒語》就是這樣的“發落語”,是張之洞以學政的身份履行自己“發落”的職責,無論其形式上寓規勸于說教也好,客觀上對后人讀書治學具有啟發作用也好,都不能改變這一基本的出發點。
同理,《書目答問》與《輶軒語》的性質其實是一樣的,張之洞在“略例”中開宗明義:“此編為告語生童而設,非是著述。”光緒二年(1876)閏五月,張之洞在致王懿榮的信中談到《書目答問》的編撰意圖:
弟在此刊《書目》,以示生童,意在開擴見聞,一、指示門徑,二、分別良楛,三、其去取分類,及偶加記注,頗有深意,非僅止開一書單也。更有深意,欲人知此所列各書精美,而重刻或訪刻之。
關于張之洞欲勸勉士紳刊刻書籍的“深意”,有學者已指出過,此不贅述。這里僅想指出一點,采訪遺書,以廣見聞,勸勉翻刻,以廣流傳,本身也是學政職責范圍內的事情。《欽定學政全書》卷三《采訪遺書》、卷四《頒發書籍》對學政訪書、刻書有明確的規定。例如,乾隆六年(1741)上諭:“近世以來,著述日繁。如元、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,研究六經、闡明性理、潛心正學、醇粹無疵者,當不乏人。雖業在名山,未登天府,著直省督、撫、學政留心采訪,不拘刊本、抄本,隨時進呈。”又如,乾隆三十九年(1774)上諭:“應于《提要》之外,另刊《簡明書目》一編,只載某書若干卷,注某朝某人撰,則篇目不煩,而檢查較易。俾學者由《書目》而尋《提要》,由《提要》而得《全書》。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,用彰我朝文治之盛。”由此可知,《書目答問》的編撰,實際上是張之洞按照上諭的要求,貫徹和推進清朝的文治教化,它與今天研究編目方法和規律的目錄學在出發點上并不完全一致。
第三,張之洞手訂教條(包括《尊經書院記》《輶軒語》《書目答問》),“略如詁經精舍、學海堂規模”。這是講張之洞在學政任上的所作所為,皆以清朝名臣阮元為楷模,處處效法他的政績。例如,阮元創建詁經精舍、學海堂,張就仿效創建尊經書院;阮元撰《詁經精舍記》當作學規,張也撰《尊經書院記》當作學規;甚至有人認為《輶軒語》和《書目答問》也是仿效阮元任山東學政時刊刻的《經籍舉要》。以上這些都說明張之洞的興學舉措大體出于為政、為官的需要,并不純粹出于學術的目的。
綜上所述,《書目答問》本質上是清代官師同課、政(治)教(育)合一的書院教育制度的產物,它和《輶軒語》的編撰意圖一樣,都是遵奉上諭行使學政應盡的職責,而且這些職責都有前輩名臣的先例可循,并非張之洞的創舉。
關于《書目答問》的著作權糾紛,近百年來聚訟紛紜,幾乎成為學界的一樁世紀疑案。陳垣、柴德賡、朱維錚等學術名家均對此書的作者問題進行過辨析,但終究莫衷一是。事實上,前人對《書目答問》著作權的考證,存在一個較大的誤區,即糾纏于此書作者到底是誰。其實,無論考證出此書是張之洞自編的,還是出自繆荃孫或其他人之手,都不是最關鍵的問題。最關鍵的問題是不管誰編撰了《書目答問》,在當時的條件下,必有參考的藍本。找到這個藍本,著作權的紛爭就能迎刃而解。
讓我們回到《書目答問》的誕生地———四川省城尊經書院,它位于僻處西南一隅的四川成都,遠離當時全國文化教育的中心,而且書院剛剛草創,書籍資料匱乏。按張之洞自己的說法:“京師藏書,未在行篋,蜀中無從借書。”在這樣的情況下,要編撰一份分門別類開列了約2500種圖書及其版本的長長的書單,談何容易?更何況“此編所錄,其原書為修四庫時所未有進十之三四。四庫雖有其書,而校本、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”,在無從借書的蜀中,這如何能辦到?所以,唯有求助于“前輩通人考求定者”。
據蘇州圖書館藏無名氏《莫邵亭手鈔知見書目》抄本封面題識:
此目錄乃鈔莫邵亭先生手鈔本。標記半用邵位西所見經籍筆記,又汪鐵樵朱筆于邵本勘注,并增入邵亭所見所知。惜僅有經史而無子集,倘他日補鈔完全,亦一快事。所見張香濤學使新撰《書目答問》,即以此書為藍本。
其實關于《書目答問》以莫友芝《郘亭知見傳本書目》為藍本一事,當年尊經書院的院生就有知道底細者。例如,廖平、楊銳是第一批入尊經書院肄業的學生,而且成績優異,深得張之洞器重,名列“尊經五少年”。吳虞《愛智廬隨筆》記錄了與廖平的一次談話,其中就提到:“《書目答問》為莫子偲底本,或言謬(繆)小珊也。”此處的“或言”指楊銳,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“書目答問”條曰:“華陽楊叔翹(嶠)銳曰:此目出江陰繆小山荃蓀之手,實非之洞之書。”
所謂“莫子偲底本”就是莫友芝《郘亭知見傳本書目》(以下簡稱《郘亭書目》)的鈔本。由于此書刊行于宣統元年(1909),距莫友芝去世已近四十年,其間僅有鈔本流傳。據《莫友芝年譜長編》,莫友芝與張之洞初識于咸豐九年(1859),當時二人同在京師,私交甚篤。該年歲末,莫友芝離京,張之洞有《送莫子偲游趙州赴陳刺史鐘祥之招》一首送別。同治六年(1867)十月,莫與張偕行至無錫,作竟日之談,離別時互有饋贈。同治八年(1869)二月莫對張又有書信饋贈。是年十一月,二人有書信往來。《郘亭書目》的鈔本極有可能是張之洞在與莫友芝交往中得到的。而且,莫友芝比張之洞年長26歲,與《書目答問略例》中提到的那位“前輩通人”吻合。
為證明《書目答問》以《郘亭書目》為藍本,下面從《書目答問》中抽取史部載記類,與《郘亭書目》作一對比:
從列表可以看出,以上十三種書,《郘亭書目》與《書目答問》互異之處有五(皆以黑體字標出)。其中,《西夏書事》一種,《書目答問》未標明卷數,說明作者并未見過此書,只是有所耳聞。而且,當時尊經書院的師生也沒見過這本書。例如,光緒五年八月七日,王闿運就因此書而與尊經院生有過一場爭論:“謝生樹楠呈友松《西夏事略》,廖季平云張孝達見一種,楊生鳣塘云或即此書也。孝達注云‘時人作’,非前代成書明矣。”可見,由于《書目答問》語焉不詳,竟有尊經院生將開縣陳昆的《西夏事略》誤認為是吳廣成的《西夏書事》。《江南野史》一種,《郘亭書目》所列四庫依抄本、淡生堂馀苑本非普通讀書人所能見,故《書目答問》易之以常見的續百川本、函海本。馬令《南唐書》一種,《書目答問》僅多添“江西翻本惡”一句,為《郘亭書目》所無,恐怕是版本太劣,莫友芝沒有著錄。因此,《書目答問》比《郘亭書目》多列出版本的僅有《鄴中記》《九國志》兩種。
假如上述列表尚不足以證明《郘亭書目》與《書目答問》之間的關系,那么,試再舉一例。陳垣先生《藝風年譜和書目和問》引到光緒九年(1883)陸心源致潘祖蔭的信札。
張中丞所刊《書目答問》,世頗風行。如《考古續圖》,流傳絕少,惟天祿琳瑯及葉氏平安館有其書,《答問》列之通行;朱石君《知足齋文集》乃散行,而列之駢體;毛岳生、吳仲倫、劉孟涂、管異之,稱姚門四杰,而獨遺毛氏,亦百密之一疏也。
陸心源信上指出的三處硬傷,第一處錯得匪夷所思,《郘亭書目》準確著錄了此書的作者、卷數和版本,而《書目答問》不僅將罕見的《考古續圖》注為通行本,而且將《考古圖》作者呂大臨誤作呂大防,將“《釋文》一卷”誤作“《釋音》五卷”,這些是照抄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都不會犯的錯誤。何以至此,令人費解。剩下兩處硬傷均涉及“修四庫時所未有進十之三四”的內容。按張之洞的說法,《書目答問》中有十之三四的書是《四庫全書》未著錄的。陸心源所舉朱珪《知足齋文集》、毛岳生《休復居詩文集》、吳德旋(仲倫)《初月樓文鈔》、劉開(孟涂)《劉孟涂集》、管同(異之)《因寄軒文集》這五種書都在《四庫全書》未著錄之列。由于《郘亭書目》基本上只著錄《四庫全書》已收書的版本,故沒有著錄上述五種書。因此,《書目答問》在編撰時就失去了征引的憑據,頻頻出錯。著錄朱珪《知足齋文集》,既不知其卷數,又不知集中所收全是散文,沒有駢文,列入“國朝駢體文家集”,鬧了笑話。著錄“國朝桐城派古文家集”時,“姚門四杰”遺漏了毛岳生的《休復居詩文集》。剩下的三杰,除劉開的《劉孟涂集》著錄正確外,吳德旋《初月樓文鈔》誤作《初月樓集》,并且標不出卷數。管同《因寄軒文集》誤作《管異之文集》,也標不出卷數。
正是由于《郘亭書目》的上述不足,導致張之洞在編撰《書目答問》時遇到很大麻煩。據繆荃孫回憶,張之洞編《書目答問》時,他隨同助理。有一次,張向他提起邵懿辰的《四庫簡明目錄標注》,說此書“當時惜未傳錄,否則出諸篋中,按圖索驥,數日事耳,不似如今考及兩月,尚未愜心貴當也。”為什么說如果用《四庫簡明目錄標注》按圖索驥,不過“數日事耳”,而“如今考及兩月,尚未愜心貴當”呢?因為《四庫簡明目錄標注》增入了大量《四庫全書》未收的書,可省不少事。而《郘亭書目》沒有收這些書,要增補這些“修四庫時所未有進十之三四”的內容(近1000種書),要花費很大一番工夫。
盡管《書目答問》對近現代學術影響巨大,但是,它最初在書院教育中所起的作用,似乎還很少有人提及。光緒元年(1875),《書目答問》初刻于尊經書院,這一年尊經書院才剛剛創建,第二年它又與《輶軒語》合刊,成為此后二十多年中尊經院生的必讀書。尊經院生劉光謨曾用“通經達史,博學能文,講求根柢,以期大成”這十六個字概括尊經書院的辦學宗旨。而《書目答問》所顯示的正是這種“通博”、“大成”的學術氣象。
錢穆說:“每一時代的學者,必有許多對后學指示讀書門徑和指導讀書方法的話。循此推尋,不僅使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學術上的門徑和方法,而且各時代學術的精神、路向和風氣之不同,亦可借此窺見。”光緒初年編撰的《書目答問》,從尊經書院開始,一直影響到全國,正是這一時期學術趨向的反映。此后,這種“通博”的趨向在尊經書院更是突破中學的疆界,進而發展到西學領域。光緒二十二年(1896),尊經書院山長宋育仁從上海等地采購回大批書籍,供書院的院生們研讀。四川大學檔案館《四川高等學堂檔案》保存了宋育仁當年采購書籍的清單。在這份采購清單中,除為了補足張之洞《書目答問》所列書目外(如《大清一統志》《算學啟蒙》等),還購藏了大量西學書籍,門類包括社會科學的歷史、經濟、法律、政治、文學;自然科學的礦業、冶金、礦物學、工業技術、交通運輸、軍事、力學、聲學、光學、化學、化工、動力工程、數學、地理、天文學、氣象學等方方面面。這些西學書籍的涵蓋面之廣,已遠遠超出了當初《書目答問》所劃定的知識范圍。但是,綜觀尊經書院教育活動的變化發展,我們認為,《書目答問》所奠定的規模和基礎,仍然是中西會通的必要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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